新编《莆田市直·教育篇》云：“书堂始于南湖梁陈二代，儒生郑露首筑湖山书堂于南山。”有学人谓，唐文宗至懿宗时，莆田文化似已发达，登第者皆系林、徐、陈、翁、黄、许世家，所谓“家学渊源者”。郑露之倡学必如旧时私塾制度，无论世族平民，兼收并教，讲诵时一以中原读音为正。莆人私塾，入塾第一日即念平仄。露开其始，遂衍为文化底宗风。成效既收，于是莆人便将开莆来学底功劳归之于露了。因晚唐文化已开情节，便将露抬高做梁陈时人。虽未详所据，尚可备存其说。
　　总而言之，自郑露梁陈倡学，唐时群贤继作，科举兴起，初具规模，至宋明之儒风成俗，科举鼎盛，可证吾莆文化之发展源远流长。
　　推本溯源，知其所自，有助于认清莆阳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，激发自豪感，增强使命感，弘扬文献名邦精神，而非所谓“喜带高帽”（指）之陋习。
　　古训曰：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”是从总体上指出一个时代人才成长周期，以说明一代人才的涌现，需要较长时间的培育、积累，始见成效。自梁陈南湖三先生倡学，使莆人知学；中唐以降，莆田人才的茁壮成长，至宋明的文献兴旺发达，生动地证明“百年树人”的规律，实乃颠扑不破的真理。不能以史志与族谱对郑氏三公记载的时间差，轻率怀疑莆田文化发展，所必经的漫长历史进程。

　　五曰：开莆来学坊何时建立？

　　开莆来学坊，是莆田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建木坊，为纪念南湖三先生而立。新编《城厢区志》曰：“为纪念郑露及其二弟开创莆田文化的功绩，邑人曾在城内后埭（今英龙街龙坡社）建起‘开莆来学’坊（坊在60年代后期被毁），在莆阳文化的发源地南山广化寺口建立‘倡学闽南’坊，今亦已无所存。”该志《文物篇》历代牌坊名表亦载：“开莆来学坊，（原所在地）后埭街，（附注）为唐太府卿首祀乡贤南湖郑露立。”新编《莆田市志》《莆田县志》未见对此坊的记载。陈佳润《莆田县志稿》名人故居“湖山书堂”云：“后人崇其倡学之功，于别处（指后埭街）立坊，匾曰：‘开莆来学’。”郑氏族谱则予以详载。《南湖湖氏系世》载：开莆来学木坊是唐贞元三年（787）岁次巳丑冬，奉旨赐金敕建，宁熙宁七年（1074）重修，明嘉靖四十二年（1519）重修，皇清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重修，清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重修，清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重修，（民国）1933年重修。坊中央悬有“恩荣”牌，下横幅书：“倡学先儒唐太府卿首祀乡贤南湖郑露”，右边书：“道承东鲁”，左边书“学启闽南”。该访为木坊，立于后埭郑露曾孙郑阜后裔聚居的莆城拱辰门（北大门）内龙坡境社通衢之处，岿峨雄伟，过者仰望。《南湖郑氏巩桥族》的记载，则大相径庭。云：“开莆来学坊。郑始祖太府卿露公、中郎将庄公、常州别驾淑公，入莆倡道南湖，乡人化之，一郡乡贤首祀。明正德间，提举刘公玉观风于莆，念公不立坊无以示劝，移文本府，以崇尚先贤，匾曰：‘开莆来学’，郡守张公琦书。”据此，郑氏谱家认为此时方批准建坊，并由郡守张琦书匾，显然为初次建坊。并谓唐贞元三年立坊之说“难以证实”，认为贞元三年前，福建及莆田未有进士，莆田更无科甲之盛，何有建坊之理？至宋明间，莆田科甲之盛，追溯本源，是三公来莆开学之功，才有立坊之举。此说似乎较为切合历史实际。
　　五、几点初步看法
　　对南湖郑氏三先生事迹的论述，史志与谱牒持说迥异，长期讼争而无定论。因事关莆田文化史发轫之大事，需多方求证，探究历史真相。在未取得充分、真实证据之前，任何疑问都是有益的，切忌以一文一语一证，轻下断语。笔者对深入考证，献议如下。
　　一曰：黄滔碑记不可否定。
　　唐黄滔《莆山灵岩碑记》，记述了荥阳郑生感梦献居为寺故事，人、地、时、事四要素明晰，因而成为历代史志记载郑露三先生倡学南山的第一手权威史料，千年沿袭，一说贯之。
　　黄滔既是本邑人，又是闽省碑铭大家。碑铭详述作记过程，曰：“愚慕三贤之懿躅（美好事迹），葺斋于东峰十年（即东峰书堂）”，“奋然凡二十四年于举场，幸忝甲第东归之。寻旧址，苍苔四叠，嘉树双亚（‘亚’通‘压’，枝叶低重貌）。访旧僧，云扃（指寺院的门）十扣，雪顶一存。于是敬祝金仪，益誓丘祷（祈祷），以谢兹山之灵秀；刻铭贞石，兼补前贤之未述。”由此可见，他因仰慕南湖三先生美迹，长年在东峰读书；登第后又东归探寻旧址，遍访老僧。时距郑露在世二百余年，僧家多高寿，亦仅三五代的时光，对荥阳郑生感梦献居之事，当有口传。可证黄滔碑铭所记，绝非空穴来风。黄滔怀着对三贤敬慕、感恩之心，虔诚地撰写碑铭，“以补前贤之未述”，岂可以无根之说“误导”后世？千百年来，史志对荥阳郑生献居为庵之事，如此一致，一说贯之，持之为据，见证黄滔碑记的宝贵价值与生命力，其关键在于它的真实性。表明梁陈郑三先生倡学南湖，非大师“误导”也，而是后生误读误解耳！“误导论”者对碑记写作背景的无知，及其对吾莆文化大师，“闽中文章初祖”无端指责的妄言，实令人扼腕而叹矣。
　　鉴于黄滔碑记对邑儒荥阳郑生事迹的记述，一直为历代史志和郑氏族谱所援引采说，志、谱对其中某些情节虽有分歧，但对主要事件在总体上并无异见，成为二者立论的主要依据，从而显示碑记的真实性及其重要历史文献价值。因此，黄滔的《莆山灵岩寺碑铭记》是不可否定的。对评论碑记的一些生造不实之词都应辨晰舍弃，清除其不良影响。
　　二曰：某些族谱记载仍须慎待。
　　族谱作为家族传世文献，其价值是毫无疑义的。但族谱普遍存在的附会装饰，乃至假造冒托，借以塑造祖先形象的弊病，亦不可忽视。以郑氏族谱而言，如对郑露三公的官职，对“开莆来学”坊的建立年代等，连郑氏子孙都因史无可考而有所异议，故应慎待，深入考辨其真相。对于南湖三公年代的争议，谱家以世系推测固然有理有据。然而，名公郑岳所举世系记载遗缺现象，理当引起重视。切不可迳以现有世系记载当做经典，一举否定史志传史的千年之说，亟须广求佐证，探求真相。谁人敢言，谱传世系准确无误？但愿郑岳指误幸为个案而已。
　　三曰：考古发掘另辟蹊径。
　　面对史志与谱牒对南湖三先生年代的重大分歧，虽各有所据，却因年代久远，难求证据充分证明而聚讼纷纭，相持不决。郑氏三公南湖倡学，既是吾莆文化史肇基策源之大事，单就现有史料发微探奥，虽可获取一二新意，终难以一槌定音。
　　笔者早年涉猎《孙子兵法》研究，学界尝因《史记》对孙武、孙膑二人有兵法传世语焉不详而聚讼纷纭。不意1972年于山东银雀山西汉古墓中掘得汉简，同时获取孙武、孙膑两家兵法而一举破谜。由此联想，倘若对保存尚好的郑露、郑庄、郑淑古墓，组织考古发掘，必将大有斩获。如有墓志铭见世，亦定可一举破谜，从而使莆田文化史策源奠基之说一槌定音。意义重大，事并不难，何不乐而为之耶？相信莆市文物部门、郑氏研究会同仁们将有作为也。（完）